唐代死刑复核制度探究

死刑是指国家依照法律通过司法程序合法地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，即生命刑，因其已是最严厉的刑罚，故也称为“极刑”。若某一个人，或某一国家机关不依法律，不经合法程序就剥夺他人生命，当属“非法剥夺”或“任意剥夺”，不属于死刑范畴。自人类社会产生法律以来，死刑就始终存在着。夏、商、周时，死刑已正式列入五刑体系，称为大辟。据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记载，周初有“杀罪五百”，而《尚书·吕刑》记载，周穆王时，“大辟之罚，其罪二百”。秦汉以降，死刑一直都是刑罚体系中最主要的、也是最重的刑罚。如汉武帝时，“大辟四百九条，千八百八十二事，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”。① 魏晋制律，在立法技术上有很大提高，死刑分为三等：枭首、腰斩、弃市。南朝则仅有枭首和弃市二种，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是历史的一大进步。而北朝则相对落后一些，死刑有辳、腰斩、殊死、弃市四等；北齐则定为辳、枭首、斩、绞四等。隋初修订《开皇律》时，文帝认为：“夫绞以致毙，斩则殊刑，除恶之体，于斯已极。枭首、辳身，义无所取，不益惩肃之理，徒表安忍之怀。”遂下令取消了较残忍的枭首、辳身之刑，将死刑的执行方式仅限于绞、斩二种，并“除孥戮相坐之法，又命诸州囚有处死，不得驰驿行决”。对已经审结的死罪案件，按管辖权的规定，再次进行审理，是为死刑的复核。
死刑复核程序是指国家相关部门对判处死刑的案件，依照事先制定的法律，进行审查核准的特殊的诉讼程序。其基本特征是：首先是只针对死刑案件；二是其程序的法定化，即无论当事人是否上诉、申诉，都是必经的程序；三是死刑的复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部门来履行。开皇十二年（公元592年），“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，悉移大理案覆，事尽然后上省奏裁。”即诸州判决的死刑案件，不能立即执行，须由大理寺复审；大理寺审结的死罪案件，还须经尚书省复核。开皇十五年制，“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”，② 正式将死刑的复核纳入法制轨道，为死刑的文明化奠定了基础。
隋末法制败坏，炀帝“乃更立严刑，敕天下窃盗已上，罪无轻重，不待闻奏，皆斩”，这就等于否定了死刑的复核程序，破坏了既定的死刑制度；“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”，将盗罪的惩治范围扩大到犯罪人的家属，造成“百姓怨嗟，天下大溃”③ 的局面，最终导致隋王朝的覆灭。隋朝的灭亡与其滥用死刑有着极大的关系，唐初君臣在总结隋亡的教训时屡屡提到这一点。如《贞观政要》卷六《君臣鉴戒》：
贞观四年，上论隋日。魏征对曰：“臣往在隋朝，曾闻有盗发，炀帝令於士澄捕逐。但有疑似，苦加拷掠，枉承贼者二千余人，并令同日斩决。大理丞张元济怪之，试寻其状，乃有六七人，盗发之日，先禁他所，被放才出，亦遭推勘，不胜苦痛，自诬行盗。元济因此更事究寻，二千人内惟九人逗留不明。官人有谙识者，就九人内四人非贼。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，遂不执奏，并杀之。”太宗曰：“非是炀帝无道，臣下亦不尽心，须相匡谏，不避诛戮，岂得惟行谄佞，苟求悦誉。君臣如此，何能不败？朕赖公等共相辅佐，遂令囹圄空虚，愿公等善始克终，恒如今日。”
魏征所说之事，骇人听闻，数人为盗，竟枉杀二千余人，而且都没有经过法定的复核程序。隋炀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，常以极其残酷的手段，如杨玄感起兵时在洛阳曾开仓赈济百姓，失败后，炀帝下令将“凡受米者，皆坑之于都城之南”；将参与起事的首领，“就野外，缚诸应刑者于格上，以车轮括其颈，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，乱发矢如猬毛，肢体靡碎，犹在车轮中。积善、福嗣仍加车裂，皆焚而扬之”。此案“所杀三万余人，皆籍没其家，枉死者大半，流徙者六千余人”。④ 其后，又“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，如杨积善之法，仍烹其肉，使百官啖之，佞者或啖之至饱，收其余骨，焚而扬之”。⑤ 炀帝所为，实际上已超出正常的死刑范围，是暴君所行之暴政。
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初，“即布宽大之令”，“约法为十二条，惟制杀人、劫盗、背军、叛逆者死，余并蠲除之”。⑥ 这是唐代的第一项刑事立法，适用死刑的罪名仅四项。第二年，即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5月，李渊受隋禅，即皇帝位，登基后的第9天，就命令裴寂、刘文静等，“与当朝通识之士，因开皇律而损益之，尽削大业所用之烦峻之法，又制五十三条格，务在宽简，取便于时”。⑦ “五十三条格”是武德初的临时刑法典，据《新唐书·刑法志》载：“惟吏受赇，犯盗、诈冒府库物，赦不原。”可推断“新格”扩大了“约法十二条”的范围，是以刑事惩罚为主的法规。李渊此时也能广开言路，慎重执法，“时有犯法不至死者，高祖特命杀之，（李）素立谏曰：‘三尺之法，与天下共之，法一动摇，即人无措手足。陛下甫创鸿业，遐荒尚阻，奈何辇毂之下，便弃刑书？臣忝法司，不敢奉旨。’高祖从之。自是屡承恩顾。”⑧ 这样高祖在唐建国之初，即在对待死刑的问题上，从立法和司法方面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榜样。这一榜样也就成为唐代统治者对死刑的指导思想。
太宗即位初，曾谓侍臣曰：“死者不可再生，用法务存宽简。古人云：‘鬻棺者，欲岁之疫，非疾于人，利于棺售故耳。’今法司核理一狱，必求深劾，欲成其考课。今作何法，得使平允？”⑨ 表明自己对死刑的重视。但于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，因一时盛怒，杀大理丞张蕴古，既而后悔，因此下诏曰：“凡有死刑，虽令即决，皆须五复五奏。”⑩ 对死刑即便是立即执行者，亦要求复核5次，以后又将此诏令编入了《唐令》，规定：“凡决大辟罪，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；在外者刑部三复奏。”具体为：“在京者，决前一日二复奏，决日三复奏。在外者，初日一复奏，后日再复奏。纵临时有敕，不许复奏，亦准此复奏。”(11) 可见，唐代对死刑的复核是非常慎重的，太宗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天下断死刑29人。贞观定律“比隋代旧律，减大辟者九十二条”。(12) 高宗即位时，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，唐临回答说：“见囚五十余人，惟二人合死。”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7年），“其年刑部断狱，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”。(13) 唐前期每年死刑的执行人数可以说达到历史的最低点，这与唐初所制定的死刑复核制度是分不开的。
唐代十分重视对死刑的复核，除皇帝本人拥有最高的死刑复核权外，中央多个机构还拥有对死刑的复核权，其中刑部、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都省及御史台从不同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，在死刑的法定复核程序中分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充分体现出唐代统治者关于“慎用死刑”的立法指导思想，现分述之。

一、刑部对死刑的复核——司法复核
刑部为尚书省六部之一，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，除掌管司法政令外，并复核大理寺流刑、死刑以上及州、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。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，只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。“凡诸司百官所犯徒刑以上，九品以上犯除、免、官当，庶人犯流、死已上者，详而质之，以上刑部，仍于中书门下详覆。”(14) 大理寺仅仅是审判机关，不行使死刑的复核。
刑部设尚书一人（正三品），为长官；侍郎一人（正四品下）为副贰。“刑部尚书、侍郎之职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、勾复、关禁之政令。”(15) 刑部尚书与侍郎是总领本部职务的长官，一般不直接审理狱案，非有重大诏狱，奉旨而行。
刑部下分四司，刑部司为头司，都官、比部、司门三司为子司。各司皆以郎中（从五品上）为其长官，员外郎（从六品上）为次长，刑部司“郎中、员外郎掌贰尚书、侍郎，举其典宪而辨其轻重”；(16) “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”。(17) 这是刑部最重要的直接掌管司法的部门，其掌律令格式，定罪量刑；按覆大理寺流刑以下及诸州、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及其应奏之事；若狱囚中有属应议、请者，皆申报刑部，由刑部召集诸司七品以上官员于尚书都省集议；死刑的复决权也由刑部行使，特别是在外诸州死刑的执行，必须报刑部，经三复奏后，方可执行；对在狱囚徒的录囚、申复也由刑部负责。在复审中，如发现疑案、错案，凡徒刑、流刑以下的案件，驳回原审州、县重审或复审；死刑则转送大理寺重审，有时也可亲自审理。如在《大唐新语·持法第七》中载：
明崇俨为正谏大夫，以奇术承恩。夜遇刺客，敕三司推鞫，其妄承引连坐者众。高宗怒，促法司行刑。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：“此辈必死之囚，愿假数日之命。”高宗曰：“卿以为枉也？”仁恭曰：“臣识虑浅短，非的以为枉，恐万一非实，则怨气生焉。”缓之旬月，果获贼。高宗善之，迁刑部侍郎。
赵仁恭本以刑部郎中复核死刑，认为有疑，向高宗申请重审，果获真凶。可见刑部的复核不是虚设。史称：“故事：有司断狱，必刑部审覆。”(18) 刑部是常设的死刑复核机构，是从司法机关内部对判处死刑的罪犯进行复核。唐代对死刑的复核，是法定程序，即使当事人不上诉，也要经过刑部复核后，才能执行。贞观以后，虽说是改由中书、门下复核死刑，但并没有完全剥夺刑部对死刑的复核权，司法复核仍有效地进行。大理寺所审“庶人犯流、死以上者，详而质之，以上刑部，仍于中书、门下详覆。”(19) 可知并没有剥夺刑部的复核权，只是又增加了中书、门下的复核程序。刑部作为“三法司”之一，是按照管辖权属从司法系统内部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，以保证司法审判的公允和刑罚适用的公正。如宪宗元和四年（公元809年），颁敕：
刑部、大理，覆断系囚，过为淹滞，是长奸幸。自今以后，大理寺检断，不得过二十日；刑部覆下，不得过十日。如刑部覆有异同，寺司重断，不得过十五日；省司重覆，不得过七日。(20)
这里所说的“刑部覆下”，不仅限于死刑案件，而且应包括死刑的复核。如裴潾，穆宗时为刑部郎中，有案：
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，杖杀百姓柏公成母。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，元衡父任军使，使以父荫征铜。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，母死不闻公府，法寺以经恩免罪。潾议曰：“典刑者，公柄也。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；若非在官，又非部属，虽有私罪，必告于官。官为之理，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。且元衡身非在官，公成母非部属，而擅凭威力，横此残虐，岂合拘于常典？柏公成取货于雠，利母之死，悖逆天性，犯则必诛。”奏下，元衡杖六十配流，公成以法论至死，公议称之。(21)
这是一件典型的“私合人命”案。依《唐律》“诸祖父母、父母及夫为人所杀，私合者，流二千里”(22) 的规定，柏公成“取货于仇”，依律当判流刑，此又非不赦之罪，法司以“经恩免罪”，并无不妥。而刑部复核时，裴潾却以“悖逆天性，犯则必诛”为由，加论至死。这有可能是中唐以后，经制敕改律，刑罚加重的结果。此案得到“公议称之”，说明并没有违反当时法律的规定。复核的结果并不是只有减刑，也存在加重刑罚的可能性。武宗会昌五年（公元841年）仍颁敕强调“如是刑狱，亦先令法官详议，然后申刑部参覆”。(23) 看来刑部始终拥有对死刑的复核权。《文苑英华》中载有一刑部复核的判词：
甲为市贾，为胡货物有犯禁者。大理以阑出边关论罪至死。刑部覆云：贾人不知法，以误论罪，免死从赎。
对：货以贸迁，日中为市；化能柔远，天下通商。爰诘犯禁之人，以明有截之制。矧惟市贾，实主贩夫。竞彼锥刀，当展诚而平肆；取诸噬嗑，方易有而均无。既泉布之攸归，何器用之或异。梯山款塞，胡虏初喜其来王；怀宝越乡，周官方验其不物。事既告于边吏，罪方书于贾人。且观尔实，来则银钱是入；既按其阑出，何玺节无凭？举货既丽于司关，附刑当置于圜土。一成定法，理官可贷其全生；三宥是思，宪部宜允于从赎。(24)
这是对一涉外商人犯“阑出边关并与胡人私相交易违禁物罪”的判决，大理寺判死刑，根据《唐律》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，徒二年。共化外人私相交易，若取与者，一尺徒二年半，三匹加一等，十五匹加役流；私与禁兵器者，绞；共为婚姻者，流二千里。未入、未成者，各减三等。即因使私有交易者，准盗论。(25)
大理寺的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，但刑部的复核，出于对发展边贸的考虑，并对所判“阑出”的证据的怀疑，建议“从赎”。
唐代确立的刑部死刑复核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如宋初，仍以刑部覆大辟案，淳化二年（公元991年）增置审刑院，对大理寺审结的案件，先由刑部进行复核，再报审刑院复查，使复核程序更加复杂化。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将审刑院撤并入刑部，复核权仍由刑部行使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死刑的复核都是由刑部主持。
二、门下省对死刑的复核——立法复核之一
门下省是立法机关，门下“侍中之职，掌出纳帝命，缉熙皇极，总典吏职，赞相礼仪，以和万邦，以弼庶务，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”，(26) 在死刑的复核程序中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唐代统治者非常强调慎用刑罚，尤其是对死刑的执行，必须经过多道复核程序，其中门下省的复核也是最重要的程序之一。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太宗说：

古者断狱，必讯于三槐、九棘之官，今三公、九卿，即其职也。自今以后，大辟罪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。如此，庶免冤滥。由是至四年，断死刑，天下二十九人，几致刑措。(27)
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记载此事：
初，太宗以古者断狱，必讯于三槐、九棘之官，乃诏大辟罪，中书、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。其后河内人李好德，风疾瞀乱，有妖妄之言，诏按其事。大理丞张蕴古奏，好德癫病有征，法不当坐。治书侍御史权万纪，劾蕴古贯相州，好德之兄厚德，为其刺史，情在阿纵，奏事不实。太宗曰：“吾常禁囚于狱内，蕴古与之弈棋，今复阿纵好德，是乱吾法也。”遂斩于东市。既而悔之。又交州都督卢祖尚，以忤旨斩于朝堂，帝亦追悔。下制，凡决死刑，虽令即杀，仍三覆奏。寻谓侍臣曰：“人命至重，一死不可再生。昔世充杀郑飂而悔之，追止不及。今春府史取财不多，朕怒杀之，后亦寻悔，皆由思不审也。比来决囚，虽三覆奏，须臾之间，三奏便讫，都未得思，三奏何益？自今已后，宜二日中五覆奏，下诸州三覆奏。……且曹司断狱，多据律文，虽情在可矜，而不敢违法，守文定罪，或恐有冤。自今门下覆理，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，宜录状奏。”自是全活者甚众。其五覆奏，以决前一日、二日覆奏，决日又三覆奏。惟犯恶逆者，一覆奏而已，著之于令。
《贞观政要》说参与死刑复核的是“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”，而旧刑志却说是“中书、门下五品以上等”。按贞观之政，门下省长官侍中2人、正三品，黄门侍郎2人、正四品上，另有散骑常侍2人、从三品，共6人；中书省中书令2人，正三品、中书侍郎2人，正四品上，贞观年间中书省尚未设右散骑常侍，故仅有4人在四品以上，二省不过10人，加上六部尚书，才16人，此即所谓“九卿议刑”。但这16人，都是宰相级重臣，不可能全力从事死刑的复核工作。若加上五品官员，门下省有给事中4人、正五品上，谏议大夫4人，也是正五品上；再中书省中书舍人6人、正五品上，则多出14人。尤其是给事中和中书舍人，其专职之一就是从事死刑的复核。可以说太宗原定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复核死刑，但最后实际上是由五品以上官员复核。而《新唐书·太宗纪》记载此事说：“命中书、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议决死罪。”其后将此命编入《狱官令》时正式规定：“凡决死刑，皆于中书、门下详覆。”其注曰：“旧制皆于刑部详覆，然后奏决。”(28) 从而确定中书、门下是死刑的复核机构。在此之前，死刑的复核权归刑部，而由此开始，又增加了中书、门下的复核程序。
门下省长官为侍中，侍郎为其佐贰。贞观五年，太宗又手诏敕曰：“比来有司断狱，多据律文，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，守文定罪，或恐有冤。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，而情在可矜者，宜录状奏闻。”(29) 更加明确了门下省的死刑复核地位。由此可见，门下省是从“出帝命”的角度，对死刑进行复核。实际上，门下省复核的范围不仅限于死刑，而是包括徒、流罪以上。
贞观十年，侍中魏徵屡以目疾求为散官，上不得已，以徵为特进，仍知门下事，朝章国典，参议得失，徒、流以上罪，详事闻奏；其禄赐、吏卒并同职事。(30)
魏徵身为门下侍中，即使因病“求为散官”，也要对“徒、流以上罪详事闻奏”，说明这是门下省日常最重要的业务之一。
玄宗时巂州都督张审素，清廉正直，被人诬以贪赃之罪，朝廷派监察御史杨汪去查办，杨汪深按其罪，以谋反斩之。几年后，到开元二十三年（公元735年），张审素的两个儿子，年仅13岁的张理和11岁的张琹杀杨汪以报父仇。复核时中书令张九龄称其“孝烈”，应宽恕。而侍中裴耀卿与李林甫坚持认为“国法不可纵报仇”，玄宗支持这一意见，对张九龄说：“复仇虽礼法所许，杀人亦格律具存。孝子之情，义不顾命，国家设法，焉得容此。杀之成复仇之志，赦之亏律格之条。”为平息舆论的喧哗，特为此下一敕：
张瑝等兄弟同杀，推问款承。律有正条，俱各至死。近闻士庶，颇有喧词，矜其为父复仇，或言本罪冤滥。但国家设法，事在经久，盖以济人，期于止杀。各申为子之志，谁非徇孝之夫，辗转相继，相杀何限。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；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不能加以刑戮，肆诸市朝，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。(31)
从此敕可以看出，玄宗反对以任何理由私自复仇。此案的复核既有中书令张九龄参与，又有门下侍中裴耀卿、李林甫，级别相当高，双方意见不一致，最终由皇帝本人亲自裁决。在死刑的复核方面，皇帝始终拥有最高裁判权。
门下省具体执行职务的是给事中，其为门下省最重要的职官之一，品秩虽为正五品上，但权任极重。给事中对于刑部、大理寺及御史台经办的重大案狱，有进行法律审核的权力，认为定罪不准（刑名不当），量刑不确（轻重或失），则有权援引适当的法律条文或案例，驳回重审。这就是《唐六典》所说的：“凡国之大狱，三司详决，若刑名不当，轻重或失，则援法例退而裁之”，“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，必听其讼，与御史及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。”贞观十六年（公元642年），刑部曾奏请修改《唐律》之《盗贼律》，对反逆者的兄弟缘坐，并处死刑，请“八座详议”。当时右仆射高士廉、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兵部尚书李勣等都赞同此奏，“议请从重”。而给事中崔仁师认为，古者“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”，驳之曰：“诛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顾，何爱兄弟？”唐太宗“竞从仁师驳议”。(32) 这是门下省从立法角度参与对刑法的修改。韩思复中宗时为给事中，当时法司以散骑常侍严善思与谯王李重福谋反案有牵连，判处绞刑。韩思复驳回，“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”。大部分议者认为当宽宥，但法司坚持处死，韩思复再次驳回，提出“今措词多出，法令从轻”的意见，即复核时若意见不统一，应采取从轻的原则。“上纳其奏，竟免善思死，配流静州”。(33) 可见给事中对死刑复核权的作用。
谏议大夫只隶于门下省，永徽二年（公元651年），萧钧为谏议大夫。永徽二年，历迁谏议大夫。兼弘文馆学士。时有左武候别驾卢文操，逾垣盗左藏库物，高宗以别驾职在纠绳，身行盗窃，命有司杀之。
钧进谏曰：“文操所犯，情实难原。然恐天下闻之，必谓陛下轻法律，贱人命，任喜怒，贵财物。臣之所职，以谏为名，愚衰所怀，不敢不奏。”帝谓曰：“卿职在司谏，能尽忠规。”遂特免其死罪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此乃真谏议也。”寻而太常乐工宋四通等，为宫人通传信物，高宗特令处死，乃遣附律，钧上疏言：“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，不合至死。”手诏曰：“朕闻防祸未萌，先贤所重，宫阙之禁，其可渐欤？昔如姬窃符，朕用为永鉴，不欲今兹自彰其过，所搦宪章，想非滥也。但朕翘心紫禁，思觌引裾，侧席硃楹，冀旌折槛。今乃喜得其言，特免四通等死，远处配流。”(34)

这里记述了萧钧当谏议大夫时的两件事，一是卢文操盗左藏库物案，高宗认为当处死刑，萧钧以“陛下轻法律，贱人命”谏，说明高宗的决定是不合法律的，结果案犯免死，可见谏议大夫参与复核，是起作用的。二是宋四通为宫人传信物案，高宗命处死，并要求将此案例编入刑律。萧钧认为宋四通所犯“在未附律前，不合至死”，即法不应当追溯既往。高宗虽听从意见，免四通等死，但此事被吸收入唐律中。据《唐会要》载此事发生于永徽五年，(35) 即在《永徽律》、包括《唐律疏议》颁布后，现传世本《唐律疏议·卫禁律》“阑入非御在所”条有“即虽非阑入，辄私共宫人言语，若亲为通传书信及衣物者，绞。”的规定。说明永徽二年后，唐律仍有所修改。门下省在复核死刑的同时，还有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的职责。这可能是立法部门复核死刑的特殊任务。
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7年）进一步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有犯死刑，除十恶死罪，造伪头首，劫杀、故杀、谋杀外，宜令中书、门下与法官等详所犯轻重，具状闻奏。”(36) 更加强调了门下省与中书省对死刑的复核权，可以说是由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实行监督的手段和制度保证。
三、中书省对死刑的复核——立法复核之二
中书省在唐代也是死刑复核的重要机关之一，其本是执掌帝命的机构，长官为中书令，与门下侍中皆为“真宰相”。“中书令之职，掌军国之政令，缉熙帝载，统和天人。入则告之，出则奉之，以厘万邦，以度百揆，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”。(37) 中书侍郎为其副贰，“通判省事”。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五月二日，太宗颁敕：“中书令、侍中于朝堂受词讼，众庶已上有陈事者，悉令封上，朕亲览焉。”(38) 中书令与门下侍中本身就拥有审理案件的职责。如太宗时，杨纂为长安县令，“有妇人袁氏妖逆，为人所告，纂究问之，不得其状。袁氏后又事发，伏诛，太宗以为纂为不忠，将杀之。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，罪不至死，固谏，乃赦之”。(39) 中书令复核此案，认为杨纂是因“过误”获罪，不该处死，有效地履行了复核的职责。武则天长安四年（公元704年），宠臣“张宗昌坐遣术人李弘泰占己有天分，御史中丞宋瓃请收付制狱，穷理其罪”，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“伏请付鸾台风阁三司考竞其罪”。(40) 鸾台、风阁即武则天时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改称。又玄宗开元二年（公元714年），宗室“薛王业之舅王仙童，侵暴百姓，御史弹劾，（李）业为之请，敕紫微、黄门复按。”紫微、黄门即开元初中书省和门下省之名，当时的紫微令姚崇、黄门监卢怀慎奏曰：“仙童罪状明白，御史所言无所枉，不可纵舍。”(41) 可见当时中书、门下通过复核，起到对司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作用。
唐代中书侍郎多带“同平章事”之衔，履行宰相职责，这样，中书省的具体工作则多由中书舍人担任。中书舍人的职权为“专掌诏诰，侍从署敕，宣旨劳问，授纳诉讼，敷奏文表，分判省事”。(42) 其在司法方面的作用主要仍是与给事中、御史组成“三司”，复核天下冤滞案件。“凡察天下冤滞，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”。(43) 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因审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，“敕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瑀、李世勣与大理、中书、门下参鞫之”。胡三省注曰：“唐制：凡国之大狱，三司详决。三司，谓给事中、中书舍人与御史参鞫也。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，重其事。”(44) 可见，中书省与门下省常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。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7年）又规定：“凡决死刑，皆于中书门下详复。”(45) 将死刑的复决权由刑部归于中书门下。
宪宗元和十三年（公元818年），曾下敕重申大理寺、刑部详断过的狱案须报中书省裁量，其敕曰：“旧制：刑宪皆大理寺、刑部详断，然后至中书裁量。近多不至两司、中书，使自处置。今后先付法司，具轻重闻奏，下中书令、舍人等参酌，然后据事例裁断。”(46) 穆宗“长庆初，上以刑法为重，每有司断大狱，又令中书舍人一员，参酌而出之。百司呼为参酌院”。(47) 杨嗣复穆宗长庆中（公元821～824年）任中书舍人，当时东川观察使奏遂宁县令庞骥犯赃，大理寺判处极刑。杨嗣复参酌曰：
庞骥赃货之数为钱肆百余千，其间大半是枉法。据职定罪，合处极刑。虽经赦恩，不在原免。伏以近日，赃吏皆蒙，小有矜宽。类例之间，虑须贷死。敕长吏犯赃，其数不少，纵宽刑曲，难免鞭笞。但以近逢鸿恩，人思减等，虽节文不在免，于情理亦要哀矜。庞骥量除名，流溪州。其赃付所司准法。(48)
这是参酌院的参酌状，从此状中可以看出，中唐以后，吏治腐败，官吏贪赃枉法成风，朝廷姑息成例。按唐律枉法赃“十五匹绞”，现因犯赃者众，皆减等处治。参酌院成为官吏的减刑院了。而对杀人的刑事案件，中书舍人的“参酌文”则并不那么客气了，白居易为中书舍人时，有姚文秀打杀妻案，白居易留下了一段较长的参酌状。为说明问题，全文引用：
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，“准律：非因斗争，无事而杀者，名为故杀。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，则非故杀。”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，“准律：相争为斗，相击为殴，交斗致死，始名斗杀。今阿王被打狼籍，以致于死。姚文秀检验身上，一无损伤。则不得名为相击。阿王当夜已死，又何以名为相争？既非斗争，又蓄怨怒，即是故杀者。”右按《律疏》云：“不因斗争，无事而杀，名为故杀。”此言“事”者，谓争斗之事，非该他事。今大理、刑部所执，以姚文秀怒妻有过，即不是无 事，既是有事，因而殴死，则非故杀者。此则惟用“无事”两字，不引争斗上文。如此，是使天下之人，皆得因事杀人。杀人了，即曰：我有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如此可乎？且天下之人，岂有无事而杀人者，足明“事”，谓争斗之事，非他事也。又凡言斗殴死者，谓事素非憎嫌，偶相争斗，一殴一击，不意而死：如此，则非故杀，以其本原无杀心。今姚文秀怒妻颇深，挟恨既久，殴打狼籍，当夜便死；察其情状，不是偶然。此非故杀，孰为故杀，若以先因争骂，不是故杀。即如有谋杀人者，先引相骂，便是交争；一争之后，以物殴杀了，即曰：我因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又如此可乎？设使因争，理犹不可；况阿王已死，无以辨明。姚文秀自云相争，有何凭据？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殴杀人事，承前寺断，不为故杀。恐与姚文秀事，其间情状不同。假如略同，何妨误断？便将作例，未足为凭。伏以狱贵察情，法须可久。若崔元式所议不用，大理寺所执得行，实恐被殴死者，自此长冤；故杀人者，从今得计。谨同参酌，件录如前。奉敕：“姚文秀杀妻，罪在十恶；若从宥免，是长凶愚。其律纵有互文，在理终须果断。宜依白居易状，委所在决重杖一顿处死。”(49)

白居易的参酌状否定了刑部、大理寺所定的罪名“斗杀”，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肯定了大理司直崔元式“故杀”的意见。其所论述，俨然一篇法学论文，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法官阅读学习。
文宗太和四年（公元830年），再次颁敕曰：“今后大理寺结断，行文不当，刑部详复。于事不精，即委中书舍人，举书其轻重出入所失之事，然后出。”(50) 皇帝重视中书省在司法复核中的作用，这是皇帝控制司法的重要手段之一，故反复强调中书省及中书舍人在复核案件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，也是皇帝通过立法机关对死刑进行复核及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。
四、尚书都省对死刑的复核——行政复核
据《唐六典·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：“若大理及诸州断流以上，若除、免、官当者，皆连写案状申省案覆，理尽申奏。”即言流罪以上，显然包括死罪，也就是说，流罪和死罪都要经过尚书省复核。
尚书省的省直机关、总办公厅称为尚书都省，又称都司、都台都堂，既为宰相所在的办事机构，又是行政首脑机关。尚书省长官本为尚书令，因李世民为秦王时曾居此职，后按常例不以此官授人。这样，原为次官的左右仆射自然成为实际上的长官。唐初“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以前，并是正宰相”，(51) 中宗后，左右仆射非带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者，不兼相职。左右仆射在尚书省“总领六官，纪纲百揆”，(52) “师长百僚，虽在别司，皆为统属”。(53) 从唐初看，尚书省的工作相当大的部分是关于狱讼方面的事务。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杜如晦为右仆射，房玄龄为左仆射，唐太宗对他们说：“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忧劳，广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比闻公等听受词讼，日有数百。此则读符牒不暇，安能为朕求贤哉！”(54) 为此，太宗专门颁敕：“尚书省细碎务，皆付左右丞，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，关于仆射。”(55) 贞观四年，为锻炼太子的执政能力，又颁诏：“自今讼者，有经尚书省判不服，听于东宫上启，委太子裁决。若仍不服，然后闻奏。”(56) 看来这是为仆射减负的具体措施，但也仅是临时措施。到高宗上元二年（公元675年），仆射们仍在忙于词讼。据《唐会要·左右仆射》：
上元二年，刘仁轨为左仆射，戴至德为右仆射，每遇伸诉冤滞者，仁轨辄美言许之；至德即先据理难诘，若有理者，密为奏之，终不露己之断决。由是时誉归于仁轨，常于仁轨更日受词讼。有老妪陈词，至德已收牒省视，老妪前曰：“本谓是解事仆射，所以来诉；公乃是不解事仆射，却付牒来。”至德笑而还之，议者尤称长者。或有问至德不露己断之事者，至德曰：“夫庆赏刑罚，人主之柄，凡为人臣，岂得与人主争柄哉！”
中唐以后，尚书仆射的地位日低，“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不敢参议政事”，(57) 其在司法中的作用自然也就小了。
具体负责尚书都省的官员是尚书左丞（正四品上）和尚书右丞（正四品下），他们是具体管辖尚书都省日常事务的负责人，其权任甚重。贞观十年（公元636年）治书侍御史刘洎上书曰：“臣闻尚书万机，实为政本，伏寻此选，授受诚难，是以八座比于文昌，二丞方于管辖。……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，如并得人，自然纲维克举。”(58) 尚书左右丞是“纲纪之官”，省内诸司及御史纠举不当者，左右丞得弹奏之。尚书都省分为左右两司，左丞辖左司，掌吏、户、礼三司；右丞辖右司，掌兵、刑、工三司。都省左右司不直接干预各部、曹的具体业务，主要职责是对六部诸司的公文案卷进行审复、勾检，实际上是六部的行政监督机构，时称“元阁内府，区揆实繁；都省勾曹，管辖綦重”。(59) 六部及九寺的文案皆须经左右司勾检后，方能下达有关部门施行，可见其地位之重要。因此，尚书都省从事司法监督的官员也正是左右丞。对地方州县审判不服者，可上诉至尚书都省由左右丞为申详之。仍不服者，可上诉至中央三司，“如未经尚书省，不得辄入于三司越诉”。(60) 尚书省左右仆射与左右丞都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及司法监督权。一般事务由左右丞处置，“细碎务皆付左右丞，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，关于仆射”。(61) 按《唐律疏议》引《狱官令》：
其大理寺及京兆、河南府断徒及官人罪，并后有雪减，并申省，省司复审无失，速即下知；如有不当者，随事驳正。若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，若除、免、官当者，皆连写案状申省，大理寺及京兆、河南府即封案送。若驾行幸，即准诸州例，案覆理申奏。(62)
这里提到的“省司”，就是指尚书都省。大理寺及京师地区所判徒罪及官员犯罪都要经省司复核，大理寺及天下诸州断流以上、包括死刑案件也要经省司复核。据狄仁杰奏称：“故左右丞，徒以下不勾；左右相，流以上乃判。”(63) 由此可见，尚书都省主要管辖徒刑以上的案件，左右丞勾徒刑，左右相判流刑和死刑。也就是以勾、判的方式对死刑进行复核。如孔戣在宪宗时为尚书左丞：
（元和）九年，信州刺史李位为州将韦岳谗谮于本使监军高重谦，言位结聚术士，以图不轨。追位至京师，鞫于禁中。（孔）戣奏曰：“刺史得罪，合归法司按问，不合劾于内仗。”乃出付御史台，戣与三司讯得其状。位好黄老道，时修斋录。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，别无逆状。以岳诬告，决杀。贬位建州司马。时非戣论谏，罪在不测。(64)
孔戣可谓名副其实地行使尚书丞的司法监督权，从程序上否定了将刺史“劾于内仗”，并参与三司使共同对此案进行复核，不仅没有将受到“不轨”起诉的李位处死，反将诬告者韦岳“决杀”。尚书都省所行使的复核权是行政复核，在唐代也是重要的法定程序。
五、御史台对死刑的复核——监察复核
御史台既是中央监察机关，掌管纠察、弹劾百官违法之事，同时又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，遇有重大疑难案件，也参与审判或直接受理有关刑事及行政诉讼的案件，此外也参与对死刑的复核。“大唐自贞观初，以法理天下，尤重宪官，故御史复为雄要”。(65) 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“青州有谋反者，州县逮捕支党，收系满狱，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。仁师至，悉脱去杻械，与饮食汤沐，宽慰之，止坐其魁首十余人，余皆释之”。(66) 殿中侍御史奉君命到外州县复核重大案件。贞观二年，鄃县令裴仁轨因“私役门夫”，太宗大怒，欲斩之。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佑谏曰：“法者，陛下所与天下共也，非陛下所独有也。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，臣恐人无所措手足。”太宗听后反而很高兴，“免仁轨死，以乾佑为侍御史”。(67) 高宗时曾一度将御史台更名为宪台，武则天时又曾改称肃政台，并分设左右，以“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司，更置右肃政台，专知按察诸州”。(68) 玄宗即位后，彻底废除右台，恢复旧制。

御史台在日常司法活动中，主要是以“三司受事”的方式参与司法活动及复核死刑。这里所说的“三司”是指由御史台、中书省、门下省所组成的三司，其中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由给事中、中书舍人承担，御史台则由侍御史参加，“凡三司理事，则与给事中、中书舍人更直于朝堂受表”。(69) 由侍御史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组成的三司是一个常设机构，从法律上讲，自武德、贞观时就已有律、令、格、式确定了它在司法制度中的固定位置，它既是介于尚书省与皇帝之间的一个司法审判层次，又是法律监督程序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。“凡天下之人，有称冤而无告者，与三司诘之”。(70) 三司每日轮流在朝堂值班受表，一司正受，二司副押。大历、建中时还曾一度有过专门的“使院”、“幕屋”。三司平日仅受理上诉表状，故称“三司受事”。这里的“三司”实际上成为大理寺之上的又一级上诉机关，须当事人上诉方才受理，因此不是必经的死刑复核机关。其审核刑部、大理寺及地方州府办理的狱讼，监督其判决，以保证司法审判合乎法定的程序和制度，其不合制度者则驳回原审单位重新审理，一般不直接审讯人犯，处断狱案。若逢特殊大案、要案，因涉及官员的品秩、职位极高且要，由宰相或其他官员提议，皇帝亲自下特诏，方可参与审理。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有人告太子李承乾谋反，太宗“敕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瑀、李勣与大理、中书、门下参鞫之”。(71) 又如高宗调露二年（公元680年）发生的章怀太子案：
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所任使，密称“英王状类太宗”。又宫人潜议云“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”，贤亦自疑惧。则天又尝为贤撰《少阳政范》及《孝子传》以赐之，仍数作书以责让贤，贤逾不自安。调露二年，崇俨为盗所杀，则天疑贤所为。俄使人发其阴谋事，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、黄门侍郎裴炎、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推鞫之，于东宫马坊搜得皁甲数百领，乃废贤为庶人，幽于别所。(72)
此案是由中书、门下与御史台、法官共同推鞫。又德宗建中三年（公元782年），有涉及御史大夫严郢与殿中侍御史郑詹的要案，“请遣三司使按”。胡三省说：“此谓遣两省官及御史台官为三司使，使案（郑）詹等狱。”(73)
唐高宗时，武则天逐渐掌握朝廷大权，史称：“自永徽以后，武氏已得志，而刑滥矣。当时大狱，以尚书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杂按，谓之‘三司’，而法吏以惨酷为能，至不释枷而笞棰以死者，皆不禁。”(74) 从目前看到的、最早的以“三司推案”的案例是高宗龙朔三年（公元663年），推右相李义府案，“下义府狱，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、详刑共鞫之，仍命司空李勣监焉”。(75) 对涉及宰相的大案，以刑部、大理寺与御史台三法司共同审理，以示其重要性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并未用“三司”字样。(76) 此后，以三法司组成三司，专推制狱，渐成制度，玄宗时还将其编入《唐六典》：“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长官，则与刑部郎中、员外郎，大理司直、评事往讯之”。(77) 人称这种由三法司组成的三司同按制狱为“三司推事”。据《通典》记载：“其事有大者，则诏下尚书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同案之，亦谓此为三司推事。”根据案情所涉及的官员品秩及案件的重要性，将三司推事分为三个级别：由刑部尚书或侍郎，大理卿或少卿，御史大夫或中丞组成的三司是最高级别，故又称为“大三司使”；由刑部郎中、大理司直、侍御史组成的三司则次一级；最低为刑部员外郎、大理评事与监察御史组成的三司，后二者皆只称为“三司使”。由三法司组成的三司使是临时性的差遣，史称：“有大狱，即命中丞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卿鞫之，谓之‘大三司使’；又以刑部员外郎、御史、大理寺官为之，以决疑狱，谓之‘三司使’，皆事毕日罢。”(78) 平日并无由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组成的“三司使”这一机构，而“三司”的出使也是比较慎重的。如德宗时的卢南史案：
先是，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，至郡，准例得厅吏一人，每月请纸笔钱，前后五年，计钱一千贯。南史以官闲冗，放吏归，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。刺史姚骥劾奏南史，以为赃，又劾南史买铅烧黄丹。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、刑部员外郎裴澥、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，同往按鞫。将行，并召于延英，谓之曰：“卿等必须详审，无令漏罪衔冤。”三人将退，裴澥独留，奏曰：“臣按姚骥奏状，称南史取厅吏笔钱计赃六十余贯，虽于公法有违，量事且非巨蠹。”上曰：“此事亦未为甚，未知烧铅何如？”澥曰：“烧铅为丹，格令不禁。准天宝十三载敕，铅、铜、锡不许私家买卖货易，盖防私铸钱，本亦不言烧铅为丹。南史违敕买铅，不得无罪。伏以陛下自登宝位，及天宝、大历以来，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；今忽录此小事，令三司使往，非惟损耗州县，亦恐远处闻之，各怀忧惧。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，有录事参军告龄非法，朝廷止令大理评事往按。大历中，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，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，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伍就推。今姚骥所奏事状无多，臣堪任此行，即请独往，恐不须三司并行为使。”德宗忻然曰：“卿言是矣。”乃复召楚相、正仪与澥俱坐，谓之曰：“朕懵于理道，处事未精，适见裴澥所奏，深协事宜，亦不用三人总去，但行首一人行可也，卿等使宣付宰臣改敕。”(79)
说明派三司使外出鞫案是远近轰动的大事，因而并不轻易遣派。故此三司是非常设的复核机构，其直接体现的是君主意志。
御史台在唐代司法中的作用是逐渐强化的，以司法监察的形式参与案件的审理及复核死刑，最后成为三大司法机关之一。这对后来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，明、清都察院成为法定的复核机关。
六、皇帝对死刑的复核——君主复核
唐代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审判权，同时也就拥有最终的死刑复核权。首先，皇帝以“录囚”的方式，直接行使司法审判的终审权。如唐高祖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李渊于五月登基并“大赦天下”，九月便“亲录囚徒”；(80) 二年二月，“虑囚”；(81) 三年六月又“亲录囚徒”，(82) 八月再次“虑囚”；四年二月、三月又连续两次“虑囚”；(83) 八年二月，“亲录囚徒，多所原宥”。(84) 唐太宗更是重视法制建设，武德九年登基后，十二月就“亲录囚徒”。(85) 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曾亲自“审冤狱于朝堂”；三年三月“虑囚”；六月又“以旱虑囚”。(86) 四年，“是岁，断死刑二十九人，几致刑措。”六年，太宗“亲录囚徒，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，令明年秋末就刑。其后应期毕至，诏悉原之”。(87) 对此事的看法，后人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，多有认为是“作秀”者，但只要对照贞观四年断死罪者仅29人，仅近两年，一下增至290人，《资治通鉴》作390人。白居易在《新乐府》诗中称颂此事说“死囚四百来归狱”，(88) 看来390人更接近事实。无论多少，两年死刑犯增加10倍，让太宗不舒服，他利用“录囚”的手段，变相赦免了这些死刑犯。直到贞观二十一年，仍“虑囚，降死罪以下”。(89) 高宗执政期间也多次亲自录囚，录囚制度成为皇帝控制司法的法定程序。但到玄宗朝，其初期尚能“亲录囚徒”，如开元二年、三年、六年、七年都曾“亲录囚徒，多所原免”。(90)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因出现日食，“以中书、门下虑囚”。(91) 从此以后，玄宗不再亲自录囚，或遣使出外录囚，或以中书门下录囚。如开元十七年四月，“令中书门下分就大理、京兆、万年、长安等狱疏决囚徒”；而他则以制书的形式，“制天下系囚死罪减一等，余并宥之”；开元二十二年四月，“诏京都见禁囚徒，令中书门下及留守检校覆降罪，天下诸州委刺史”。(92) 天宝以后，更是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，录囚之事皆委中书门下及诸使、诸州操办。

其次，皇帝以复奏的方式行使复核权。贞观初，太宗曾因怒杀大理丞张蕴古、交州都督卢祖尚，后又追悔，乃下制曰：“凡决死刑，虽令即杀，仍三复奏。”后又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宜二日中五复奏，下诸州三复奏”。(93) 为保证复核制度的确切实行，还将此制编入了律令：
凡决大辟罪。在京者，行决之司五覆奏；在外者，刑部三覆奏。
注曰：在京者，决前一日二覆奏，决日三覆奏；在外者，初日一覆奏，后日再覆奏。纵临时有敕不许覆奏，亦准此覆奏。(94)
诸死罪囚，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，流二千里。即奏报应决者，听三日乃行刑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，徒一年；即过限，违一日杖一百，二日加一等。
疏议曰：“死罪囚”，谓奏画已讫，应行刑者。皆三覆奏讫，然始下决。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，流二千里。“即奏报讫应决者”，谓奏讫报下，应行决者。(95)
复奏制度既体现了唐代统治者慎用死刑的指导思想，同时也将死刑的最终判决权集中到皇帝手中。
再者，皇帝以直诉的方式行使复核权。唐代向皇帝直诉的方式有四种：一是上表，即对经县、州、府、省多级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仍不服判决者，可以上奏表状的方式向皇帝直接申诉。“受表恒有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御史三司监受”，(96) 由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御史台组成的三司，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收受表状的传达机构。二是邀车驾，即在皇帝外出时，伏于路边挡车驾申诉。三是挝登闻鼓，唐长安、洛阳各置登闻鼓，有冤情者可击鼓鸣冤，以求皇帝闻知。《资治通鉴》引武则天垂拱元年（公元685年）二月癸未，制：“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，不须防守，有挝鼓及立石者，令御史受状以闻。”胡三省注曰：“登闻鼓在西朝堂，肺石在东朝堂”。(97) 看来当时登闻鼓与肺石都有专人把守，一般人不能轻易击打。现由御史负责受理。大历十四年（公元770年），德宗即位，颁诏：“天下冤滞，州府不为理，听诣三司使，以中丞、舍人、给事中各一人，日于朝堂受词。推决尚未尽者，听挝登闻鼓。”此诏一下，每日诤讼者击登闻鼓者不断，右金吾将军裴諝上疏说：“讼者所争皆细故，若天子一一亲之，则安用吏理乎！”(98) 德宗也早不耐烦，顺其谏而复将各讼事归于有司。以前三种方式鸣冤者，“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，若上表诉，若主司不即受者，加罪一等”，(99) 以保证皇权的行使。四是立肺石，是对社会弱势人群的特殊规定，即“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，乃立肺石之下”。(100) “立于石者，左监门卫奏闻；挝于鼓者，右监门卫奏闻”。(101) 监门卫是掌管宫廷门禁的卫兵，在此兼管受理直诉的表章，并负责奏闻皇帝。投匦是指以向朝廷专设的“铜匦”内投递表章的方式申诉。武则天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，在朝堂的四边列四铜匦，其中在西者为白匦，称“申冤”，“陈抑屈者投之”。“以谏议大夫、补阙、拾遗一人充使，知匦事；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，为理匦使”。(102) 理匦之事也是由门下省、中书省和御史台掌管，“每日所有投书，至暮并进”，这就造成三司受事与投匦的矛盾，直到代宗大历十二年（公元777年），理匦使崔造提出，诸申诉“并合先本司；本司不理，然后省司；省司不理，然后三司；三司不理，然后合报投匦进状。如进状人未经三处，及事非冤屈，辄妄来进状者，不在进限”。对于妄进状者，“今后请并状牒送本司及台府处理”。(103) 正式明确“投匦”是三司上面的一级申诉程序，也是直诉的一种方式，或说是上表的一种形式。敬宗时李渤充理匦使，上奏曰：
事之大者闻奏，次中中书门下，次移诸司。诸司处理不当，再来投匦，即具事奏闻。如妄诉无理，本罪外加一等。准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进止。今欲留身后牒台府，冀止绝凶人。(104)
此奏得到批准，成为法定程序。
最后，皇帝可以“赦”的形式，不经复核程序，直接免除死刑犯死罪。唐初对赦较为慎重。高祖武德年间正值改朝换代也仅大赦四次。太宗认为：
天下愚人者多，智人者少，智者不肯为恶，愚人好犯宪章。凡赦宥之恩，惟及不轨之辈。古语云：“小人之幸，君子者不幸”。“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。”凡养稂莠者伤禾稼，惠奸宄者贼良昔“文王尊罚，刑兹无赦”。(105)
太宗的这一原则，得到百官的支持，甚至长孙皇后病重，太子要求大赦以祈福，皇后说“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”。(106) 太宗在位23年，大赦6次。武则天执政期间，开始滥用赦权，称帝后21年，大赦29次。玄宗开元后期，不再亲自录囚，即以大赦“降死罪”的方式，直接免除死刑犯的死罪，降等发落，甚至全免。如开元十一年（公元723年）十一月：“大赦天下，见禁囚徒死罪至徒、流已下免除之。”十三年正月：“降死罪从流，流已下罪悉原之”。(107) 其后“降死罪从流”成为定制。总之，皇帝可以根据现实需要，直接以赦免的方式决定是否执行死刑，赦免权是皇帝掌握死刑执行权盼最终手段。
皇帝通过多种渠道对死刑进行复核，以刑部从司法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，以门下、中书从立法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，以尚书都省从行政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，以御史台从监察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，将司法权及死刑的复核权完全控制在朝廷，也就是皇帝本人手中，皇帝拥有最高审判权、复决权和赦免权。
皇帝对死刑的复核权的行使，既是专制皇权强化的标志，也表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在司法领域的最终完成。
注释:
① 《汉书》卷二三，《刑法志》。
② 《隋书》卷二五，《刑法志》。
③ 《隋书》卷二五，《刑法志》。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二，《隋炀帝大业九年》。
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二，《隋炀帝大业十年》。
⑥ 《旧唐书》卷五○，《刑法志》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五○，《刑法志》。
⑧ 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五上，《良吏上·李素立传》；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六，《唐高祖武德元年》。
⑨ 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，《论刑法第三十一》。
⑩ 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，《论刑法第三十一》。
⑾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》；又参见《通典》卷一六八，《刑六·考讯附》。
⑿ 《旧唐书》卷五○，《刑法志》。
⒀ 《旧唐书》卷五○，《刑法志》。
⒁ 《唐六典》卷一八，《大理寺卿》。
⒂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尚书侍郎》。
⒃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⒄ 《新唐书》卷四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⒅ 《新唐书》卷一六○，《徐浩传》。
⒆ 《唐六典》卷一八，《大理寺》。　　
⒇ 《唐会要》卷六六，《大理寺》。
(21) 《旧唐书》卷一七一《裴潾传》。
(22) 《唐律疏议》卷一七，《贼盗律》。
(23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尚书省》。
(24) 《文苑英华》卷五三○，《判·商贾门》
(25) 《唐律疏议》卷八，《卫禁律》。
(26) 《唐六典》卷八，《门下省·门下侍中条》。
(27) 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，《论刑法第三十一》。
(28) 李林甫等撰：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(29) 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，《论刑法第三十一》；参见《通典》卷一七○，《刑八·宽恕》。
(30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，《唐太宗贞观十年》。
(31) 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八，《孝友·张琹传》。
(32) 《旧唐书》卷七四，《崔仁师传》。
(33) 《旧唐书》卷一○一，《韩思复传》。
(34) 《旧唐书》卷六三，《萧钧传》。
(35) 《唐会要》卷五五，《谏议大夫》。
(36)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(37) 《唐六典》卷九，《中书省·中书令条》。
(38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三，《杂录》。宏按：《新唐书》卷二《太宗纪》在此事系于贞观元年五月癸巳。
(39) 《旧唐书》卷七七，《杨纂传》。
(40) 《旧唐书》卷九一，《桓彦范传》；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○七，《唐则天后长安四年》。
(41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，《唐玄宗开元二年》。
(42) 《通典》卷二一，《职官三·中书省》。
(43) 《唐六典》卷九，《中书省·中书舍人》。
(44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，《唐太宗贞观十七年》。
(45)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(46) 《唐会要》卷五五，《中书舍人》。
(47) 《唐国史补》卷下。
(48) 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一六，《刑法部·议谳三》。
(49) 《白居易集》卷六○，《奏状三·论姚文秀打杀妻状》，长庆二年，五月十一日奏。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，第4册，第1273－1274页。
(50) 《唐会要》卷五五，《中书舍人》。　　
(51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左右仆射》。
(52) 《唐六典》卷一，《尚书都省》。
(53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左右仆射》。
(54) 《贞观政要》卷三，《论择官第七》；又参见《大唐新语》卷一，《匡赞第一》。
(55) 《贞观政要》卷三，《论择官第七》；又参见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左右仆射》。
(56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，《唐太宗贞观四年》。
(57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左右仆射》。
(58) 《唐会要》卷五八，《左右丞》。
(59) 《唐会要》卷五八，《左右丞》。
(60) 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《尚书省》。
(61) 《贞观政要》卷三，《论择官第七》。
(62) 《唐律疏议》卷三○，《狱官律·应言上待报而辄自决断条》。
(63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○四，《唐则天后天授二年》。
(64) 《旧唐书》卷一五四，《孔戣传》。
(65) 《通典》卷二四，《职官六·御史台》。
(66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，《唐太宗贞观元年》。

(67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，《唐太宗贞观二年》。
(68) 《唐六典》卷一三，《御史台》。
(69) 《唐六典》卷一三，《御史台·侍御史》。
(70) 《唐六典》卷一三，《御史台·御史大夫》。
(71)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，《唐太宗贞观十七年》。胡三省注曰：“唐制：凡国之大狱，三司详决。三司，谓给事中、中书舍人与御史参鞫也。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，重其事。”
(72) 《旧唐书》卷八六，《高宗中宗诸子·章怀太子贤传》。
(73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七，《唐德宗建中三年》。
(74) 《新唐书》，卷五六，《刑法志》。
(75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○一，《唐高宗龙朔三年》。胡三省注曰：“司刑太常伯，即刑部尚书；详刑，大理也。唐自永徽以后，大狱以尚书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杂按，谓之‘三司’。”
(76) 据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三上，《奸臣上·李义府传》记载此事用“三司杂讯”，是为宋人之追记。
(77) 《唐六典》卷一三，《御史台·侍御史》。
(78) 《唐会要》卷七八，《诸使杂录上》。
(79) 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七，《赵涓传》；又《唐会要》卷五九，《尚书省诸司下·刑部员外郎条》略同。
(80) 《旧唐书》卷一，《高祖纪》。
(81) 《新唐书》卷一，《高祖纪》。
(82) 《旧唐书》卷一，《高祖纪》。
(83) 《新唐书》卷一，《高祖纪》。
(84) 《旧唐书》卷一，《高祖纪》。
(85) 《旧唐书》卷二，《太宗纪上》。
(86) 《新唐书》卷二，《太宗纪》。
(87) 《旧唐书》卷三，《太宗纪下》。
(88) 《白居易集》卷三，《讽谕三·新乐府·七德舞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55页。
(89) 《新唐书》卷二，《太宗纪》。
(90) 《旧唐书》卷八，《玄宗纪上》；《新唐书》卷五，《玄宗纪》。
(91) 《新唐书》卷五，《玄宗纪》。
(92)《旧唐书》卷八，《玄宗纪上》。
(93) 《旧唐书》卷五○，《刑法志》。
(94)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(95) 《唐律疏议》卷三○，《狱官律·死囚覆奏报决条》。
(96) 《唐律疏议》卷二四《斗讼律·越诉条》。
(97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○三，《唐武则天垂拱元年》。
(98)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五，《唐代宗大历十四年》。
(99) 《唐律疏议》卷二四《斗讼律·越诉条》。
(100)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条》。
(101) 《唐六典》卷六，《刑部郎中员外郎》。
(102) 《新唐书》卷四七，《百官二·门下省》。
(103) 《唐会要》卷五五，《省号下·匦》。
(104) 《旧唐书》卷一七一，《李渤传》。
(105) 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，《论赦令第三十一》。
(106) 《旧唐书》卷五一，《后妃上·太宗皇后长孙氏》。
(107) 《旧唐书》卷八《玄宗纪上》。 出处:《政法论坛》2008年4期